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节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各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的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失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这已经由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末我们就是预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即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片面的、不完全的性质；可是片面的、不完全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计算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测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而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测度时间，因为在测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测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决不等于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物的混入所影响的时间，所以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十分纯粹的、和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的混入分离开的时间概念，那末，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第一次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末，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由它自己去摆脱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因此，使世界运动的第一次推动一定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总是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n est negation，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里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定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下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折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最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消耗；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即仅仅是简单劳动力的消耗，是否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同一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复杂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杂劳动的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还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有所增加；马克思把这种增加叫做剩余价值。

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赢利和亏损由于彼此交替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因此我们还是回来谈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又怎样才能不断地使卖出贵于买进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货币的价值的增加，不能由这种货币产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等的价值互相交换，并不和商品的价值不同。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加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一定是从商品的使用中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如果说，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末关于劳动力就绝不能这样说了。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从而也是再生产这种特殊交易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是说，是由劳动者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六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开始经营的资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六小时的劳动，那末他付给这个工人的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开始经营的资本家劳动了六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货币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资本，也没有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六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二十四小时内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二十四小时中劳动十二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所有者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的。这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消费掉货币所有者六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六小时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六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怎样才能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

但是，资本的这样产生有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但是，以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为一方同以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为另一方的这种关系，绝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而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在的大量动产必然要愈来愈多地转化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愈来愈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里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英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了大量的利润。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求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级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起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起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相当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工作小时和另一个工作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社会在最好情况下，穷富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要使将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